在中国，也不乏先行者早早谋划。

中航证券一篇研报指出，我国核聚变行业已逐步形成“国家队”带头示范、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合肥、成都、南昌、上海等地。

其中，合肥和成都是当前国内具备相对完善的核聚变产业集群的城市：合肥聚集了聚变新能、星能玄光等民营企业，而成都则拥有瀚海聚能、先觉聚能等民营企业。

^{位于安徽合肥科学岛的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图片来源：新华社}

聚变新能被外界称为我国首家可控核聚变领域的独角兽，其身后除了皖能资本、合肥产投、皖能股份等合肥国资再次“出手”外，还有蔚来——当地媒体报道称，其创始人李斌在聚变新能初期筹建上功不可没，他希望能用市场化的办法把商业聚变做起来。

另一家代表性企业是今年7月在上海挂牌成立的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中核集团牵头，逾百家单位与资本方共同投资约114.95亿元。其还在上海建造“中国环流四号”。由此，上海也将成为另一个可控核聚变发展极点。

相关产业链也在进一步延长。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曾撰文分析指出，目前，上游超导磁体、特种钢材、氘氚燃料等材料需求旺盛，国内企业如西部超导、上海超导已实现技术自主化；对于中游磁体系统、真空室、偏滤器等核心设备，安泰科技、国光电气等企业通过参与ITER项目正在积累技术经验；而下游则仍处于探索阶段。

更加乐观的态度也渐成共识。上述中航证券研报提到，多数企业认为首个给电网送电的聚变堆以及具备商业化价值的聚变堆，有望在2031至2035年及以后诞生。而我国上个月通过的原子能法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也为商业化平稳推进进一步铺平道路。

在余丰慧看来，与更侧重于基础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突破的合肥相比，上海凭借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转化和国际合作方面更为突出。

对于合肥而言，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发挥自身所长？无论如何，如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建文所说，“不能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